一文解读：2025{摩鑫平台}新标准生命科学领域发展迅猛。近年来，个性化药物和精准医学、生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技术、癌症免疫疗法、CAR-T 细胞治疗技术、蛋白激酶靶标等以及新药研究的新策略与新技术等研究热点不断涌现，为新药研发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国内外生物医药领域始终保持稳健持续的增长，我国的医药市场发展空间巨大。2008 年开始实施的“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从创新药物研究、大品种改造、平台建设、孵化基地培育、关键技术攻关等5 个方面进行布局，推动了我国创新药物研发和技术平台体系建设，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面向“十四五”时期的新形势、新任务，我国新药研究要以创新驱动生物医药新跨越，向着研制“同类第一”或“同类最优”的创新药目标努力奋进。

　　生命科学；创新药物；精准医学；生物大数据；基因编辑；CAR-T 细胞治疗技术；疫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

　　生命科学领域近年来发展迅猛，呈现出5 个方面的趋势，分别为：①生命科学正在经历第三次革命，其特征表现为多学科的汇聚（convergence）。生命科学的发展不再仅仅是生物学家的事，而是将物理学、化学、数学、信息科学、工程科学、材料科学等多学科都融合到生命科学的发展中。②生命科学进入大数据时代。“生命数字化”深刻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③对生命的系统化认识。技术革新使人类对生命的认识更加全面、精确、定量，生命科学也逐渐走向成熟。研究内涵发生转变，以分子生物学、基因组科学为代表，由观察到分析，由分析到系统，由系统到重建；学科领域不断拓展，表观遗传学、结构生物学、脑科学等的发现丰富和加深了对生命本质的认识；研究技术持续革新，以超高分辨率成像、测序技术、单分子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推动新的进展。④对生命的工程化改造。改造、利用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比如基因工程、再生医学、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和3D 打印等迅猛发展。⑤成果转化进程不断加快，对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和民生改善等产生重要影响。

　　长期以来，医生对于同一种疾病的患者往往是采用同一种药物进行治疗，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比如，肿瘤患者的药物有效率平均仅有20%，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药物有效率大约为30%，这些数据反映出很多药物用在部分病人身上是无效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人的遗传背景不一样，会导致体内药物的反应也不一样。这提示我们，对药物的研究和药物的应用必须要注意个性化的特点。在美国，FDA 批准的药物中涉及的个性化药物在新药获批中的比例已由2014 年的21%增加至2018 年的42%，上升趋势显著增加[1]。

　　基于生物数据整合的精准医学路径是当今生物医药发展的热点之一。通过获得个体患者的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和疾病等大量的数据，构建生物医学知识网络及数据共享平台，可有效地进行疾病的分类指导、临床研究和生物学研究[2]。

　　在大数据时代，药物开发中最热门的新领域之一是使用人工智能（AI）驱动模型。人工智能结合大数据的精准药物设计，将成为创新药物研发和精准医疗的重要发展方向。AI 算法可有助于改善制药行业最大的问题临床失败率。许多人认为，在未来3~5 年内，AI 会被应用到整个医药行业。很有可能没有经过各种AI 驱动模型（包括预测动物毒性、人体毒性及PK 指数等）研究的候选药物，将无法进入临床试验。表1 列出了近些年来的一些人工智能公司和生物医药公司的合作，来共同攻克药物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基因编辑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可以对基因组完成精确修饰的一种技术，可完成基因定点突变、敲入、多位点同时突变和小片段的删失等，可在基因组水平上进行精确的基因“编辑”。目前最重要、最有效的基因编辑技术是CRISPR/Cas9技术（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3]。

　　2020 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4]，这项技术深刻影响了生命科学和医学，在药物研发领域中也有诸多应用。一方面，该技术对于模式动物的构建具有革命性意义，与传统方法相比，CRISPR/Cas9 技术耗时短，且不再局限于ES 细胞的有限模式生物，这意味着可以建立更接近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更好地了解疾病发展规律、进行药效和安全性评价。另一方面，应用CRISPR/Cas9 技术可以促进和加快药物新靶标的发现。运用该技术靶向编码蛋白功能结构域的外显子，对其进行突变，可对维持癌细胞生长存活及发育等过程有重要作用的蛋白及结构域进行大规模筛选，对于寻找合适的药物作用靶点、开发癌症治疗药物具有重要意义。Wang H 等人[5] 通过CRISPR/Cas 介导的基因组工程一步生成携带多个基因突变的小鼠，通过对小鼠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的192 个染色质调节性区域进行筛选，发现了6 个已知的药物靶点和19 个潜在药物靶点。

　　继Science 将肿瘤免疫疗法评为2013 年十大科学突破第一位后[6]，癌症免疫疗法成为肿瘤治疗的颠覆性技术成果，是近年研究最火热的生物技术之一，持续成为美国权威肿瘤学术会议AACR（美国癌症研究会）和ASCO（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关注的焦点。其中，PD-1/PD-L1 抗体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7]。表2 列出了部分在我国开展的PD-1/PD-L1 抗体研发情况，其中包括了我国国内和国际上的部分研究机构和企业。

　　肿瘤细胞可以逃脱人体免疫系统的捕杀，即使部分肿瘤细胞被杀死，残存的肿瘤细胞也易引起复发。CAR-T 细胞治疗技术（嵌合抗原受体T 细胞免疫疗法）是一种全新的免疫治疗方法，患者治疗时输入的是活的细胞，可以在体内存活较长的时间，时刻监视体内有无肿瘤细胞。

　　美国女孩Emily Whitehead 是首个CAR-T疗法获益者。她5 岁被诊断出癌症，历经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法，均以失败告终，一度被宣布无药可医，生命不超过半年。无计可施之下选择CAR-T治疗，经历噩梦般的连续高热后于7 岁生日当天醒来。现已9 年多，复查体内仍无任何癌细胞，并于2017 年入选Nature 年度十大科学人物[8]。另一个小女孩Layla 是新一代CAR-T 临床治疗的受益者，她3 个月时诊断出癌症，被判活不过半年。11 个月时，接受新型 CAR-T 细胞（UCART19）治疗（不同于Emily），随后一月内病情明显好转，数月后体内已检测不到癌细胞。

　　全球抗肿瘤免疫细胞疗法发展迅猛。有资料表明[9]，当下全球范围内，已获批或正在研发之中的免疫细胞疗法超过1000 款，其中CAR-T 疗法超过了五成，其余疗法为TCR-T 细胞疗法，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疗法等。目前共有142 款细胞疗法针对的是CD19 靶点，其中有130 款CAR-T 疗法，但现有细胞疗法还不能很好地针对许多实体肿瘤类型。美国与中国是目前开发细胞疗法最活跃的国家，拥有的获批与在研产品数分别超过了400 与300种。两者相加，约占所有细胞疗法的四分之三。复星凯特[10]、药明巨诺研发的CAR-T 产品已获得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上市批准，成为我国最先获批上市的两款CAR-T 新药产品。

　　20 世纪90 年代，蛋白激酶靶标的发现揭开了肿瘤分子靶向治疗的篇章。截至2017 年底，FDA 共批准38 个小分子激酶抑制剂类药物，超过250 个候选药物正在进行临床评估。蛋白激酶抑制剂构成当前肿瘤分子靶向治疗的主体。表3列出了部分重要靶点。

　　药物研究的新策略和新技术方面也涌现一批重大的进展，主要包括：①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的精准药物设计和应用；②靶向GPCR、离子通道等膜蛋白的新药发现技术；③靶向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和构象变化的创新药物研发关键技术；④基于蛋白翻译后修饰调控的新药研究关键技术；⑤共价结合药物研发技术；⑥泛素介导的靶向蛋白降解PROTAC 技术及其在新药研发中的应用；⑦ DNA 编码集中库的合成及筛选新技术；⑧化合物高效合成技术。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方法、新技术层出不穷。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物理、化学、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等学科与新药研究的交叉和融合不断加强，深刻地改变着药物研究的面貌，推动药物研究和医药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革命性变化的时代。

　　从科技发展的历史来看，新药创制总是在第一时间吸收和应用生命科学和物质科学的最新方法和技术；多种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总是有力促进药物研究高新技术变革。一方面，基础研究的突破不断引领创新前沿，比如基因治疗、细胞免疫、表观遗传、干细胞等，以及疾病发生发展机制、致病基因和新靶点的发现；另一方面，社会需求不断推动研发模式转变，比如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同时学科交融不断促进高新技术变革，这些都为新药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2008 年美国发生金融风暴，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为经济危机，全球很多产业受到拖累、陷入衰退，只有生物医药领域始终保持稳健持续的增长趋势（图3）。2018 年全球药品支出达到1.2万亿美元，高于2017 年的1.1 万亿美元。预计至2023 年，市场仍将保持5% 左右的增长水平，全球药品支出将超过1.5 万亿美元。

　　有研究表明[12]，2006~2010 年间美国年均批准新药22 个，2016~2020 年间美国年均批准新药46 个，部分新药因疫情影响较预期滞后，但总体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美国FDA 在监管方面有很多新的举措和新的发展，在2019 年批准的新药中，20 种属于“first-in-class”疗法，是原创性的新药；21 种用于治疗罕见病（孤儿病）；60%的创新药在快速审评途径中受益，其中35% 获得快速通道资格，27% 获得突破性疗法认定，58%获得了优先审评资格，19% 得到了加速批准。由此可知监管对药物发展和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国医药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图4）。医药工业总产值近30 年来持续高速增长，2009 年首次突破1 万亿人民币。特别要强调的是，自2008 年专项实施以来，产业增速明显加快，10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8.7%，2017 年全年工业生产总值达到 3.57 万亿元，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

　　从我国医药工业的格局来看（图5A），中国制药企业4800 家，化学药占49%，中成药占32%，生物医药占19%。从药品制剂收入来看，近年来化学药品制造收入始终高于中成药和生物药；尽管生物技术药发展迅速，但化学药的研发和生产仍然是国内医药产业的主体（图5B）。总体而言，我国医药企业数目较多，但小而分散，大型企业的实力与国际相比仍有不足。

　　从我国医药市场角度分析，2015 年中国医药市场占全球10.8%，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图6）；2019 年全球医药药品支出近1.3万亿美元，中国医药市场规模约1.64 万亿元人民币；原料药产量、制剂产能居全球第一。医药市场整体规模较大（图7），目前美国的人均用药价值最高，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中国人口多，医药市场总体体量相当大。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用药提升，我国的医药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三、我国生物医药发展格局的深刻变化“十三五”回顾

　　2008 年起，我国实施了“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针对恶性肿瘤等10 类（种）重大疾病的药物研发，共立项课题（含子课题）3000 多项，从创新药物研究、大品种改造、平台建设、孵化基地培育、关键技术攻关5 个方面进行布局。该项目自实施以来成效显著，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成果。

　　针对10 类重大疾病战略布局，获批60 多个1 类新药，还有近100 个已进入临床Ⅲ期阶段或正申请上市；获批36 个中药新药，89 个中药品种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改造200 余种临床急需品种，涉及国家基本药物140 余种，药品质量明显提升；专项支持的部分创新药和首仿药350 余个已陆续进入不同省份的医保、新农合目录；填补了相关疾病领域用药空白，解决百姓重大疾病用药需求。

　　1985 年我国开始实施新的药品注册登记办法，规定1 类新药必须是新化学实体的药物。到2008 年共23 年间，我国批准的1 类新药只有几个。重大专项实施以来，至2018 年底，我国研发1 类新药共41 个，仅2018 年我国批准的自主研发新药就有10 个。此后进一步增加，2019 年有12 个，2020 年增至15 个，包括13 个化学药、1 个疫苗和1 个生物药（表4）。我国新药研发增长速度之快由此可见。

　　重大专项支持研发的1 类新药中，有许多已经显示出优异的临床价值，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医保和患者的负担，提高了药物的可及性。预防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71 型灭活疫苗、预防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的Sabin 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还有从去年至今，我国研发的新冠疫苗，这些都标志着我国不仅是疫苗生产和使用的大国，而且也具备了疫苗创新研发的能力。过去我国在抗体等生物技术的研发方面相当薄弱，如今抗体药物研究方面也获得了重大突破。自2018 年底至2019 年，我国已有4 个PD-1 单抗获批上市，还有一批抗体药物在国内外（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展临床研究，我国研发的多种创新抗体药物专利实现了国际转让，大大缩短了和国外同类药的差距，推动我国正式进入肿瘤免疫治疗时代。此外，2019 年底我国本土药企原研新药泽布替尼、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获FDA 批准上市，其中泽布替尼是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自主研发抗癌新药，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是我国本土企业首个获美批准的小分子新药，并且是第一个中国先批准、美国后批准的新药。

　　构建集综合性平台、企业平台、单元平台为一体的网格化创新体系。其中，综合性平台布局了10 个以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主的国家级综合技术平台，共产出 1 类新药9 个，临床批件90 余件，转让金额超过60 亿元，承担多项国家应急任务，社会经济效益显著；企业平台建成了8 个企业药物创新技术体系，产出自主研发并上市1 类新药6 个，40 余个1 类品种进入不同临床研究阶段；单元平台布局24 个GLP 平台课题、70 个GCP 平台、27 个资源性平台，为新药创制提供评价和支撑体系。这些技术平台体系，不仅采用了新技术、新装备，实现了技术水平的大幅提升，同时还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新标准、新规范、新理念，与国际完全接轨，促使我国新药研发和医药产业发展深度融入到国际的大循环中。

　　重大专项实施的结果，有力推动了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企业逐渐成为创新主体，科研投入大幅增加，医药产业结构显著优化，地方龙头药企的发展有效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医药产业得以迅速成长。

　　不久前，PharmExec（美国《制药经理人》杂志）公布了2020 年全球制药企业50 强名单[13]，排名主要依据各个企业2019 年的处方药全球销售收入。今年的TOP50 榜单中有4 家中国企业入围，分别是云南白药、中国生物制药、恒瑞医药和上海医药。我国主营收入超过百亿的医药企业由专项实施前的2 家增至现在的接近30 家，一批创新型医药企业快速成长为行业骨干。

　　我国药品在参与国际化研究、国际认证等方面均有进步，主要体现在：①国内企业在美国注册的ANDA 数量超过280 个，其中包括有4 个疫苗产品、50 个原料药和23 个化学药物制剂，且已通过WHO 预认证，列入WHO 采购清单；②中国研发创新药物国际转让增速，转让金额高，引起国际高度重视；③近百个新药在欧、美开展临床实验，10 个品种已进入Ⅲ期临床；④通过GLP 认证41 个，GCP 认证139 个, 70 家企业通过FDA/EMA/WHO 的GMP 认证；⑤我国疫苗监管体系达到国际标准，获得国际市场准入。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联合上海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协和医院等多家单位，成功解析2.8 分辨率的SARS-CoV-2 RdRp 冷冻电镜结构以及分辨率为2.5的RdRp-RNA- 瑞德西韦的复合物结构[14]，运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等技术，研发了抗新冠新药，有的已经获得美国FDA 批准进入临床研究阶段。这些研究成果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有的还被作为Science 杂志的封面文章。2020 年新冠疫情抗击战中，从最早发布病毒基因序列，最早给出关键蛋白的结构生物学数据，到临床新冠疫苗的研发，我国科研人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国内药企对医药研发投入的比重进一步增加，研发层次上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创新生物药领域快速成长，创新水平不断提高；国产PD-1 以疗效、生产效率和成本与国际进口药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逐渐展开竞争；自2017 年NMPA 颁布《细胞治疗产品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后，在监管部门有效监管的推动下，我国细胞治疗研发步入正轨；国产小分子靶向创新药陆续上市，将打破进口靶向药对国内市场的垄断、重构国内市场格局；2019 年11 月阿尔兹海默病创新药甘露特钠获批上市，为广大患者带来新的希望；生物类似药迅速发展，多个单克隆抗体生物类似物获批上市，将极大地改善国内由于原研药物价格过高而无法负担的情况，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我国新药研发机构和企业在国际医学大会上对创新药的临床数据进行报告，向全世界展示我国的创新成果；药企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基金的投入；本土创新药也逐步在境外开展临床研究，一批创新药进入海外临床III 期研究；与国外的药企合作，充分利用外企成熟的研发体系和境外地域资源优势，加速本土产品在境外上市，推动我国原研药走向世界。

　　总体而言，自2008 年重大专项开始实施到2020 年收官，我国新药的研发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就，呈现集中爆发式的增长，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专项的实施推动了我国医药的成功转型，逐步实现从仿制到创新、从医药生产大国到医药科技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新药研发的发展与我国药物监管体系的完善、政策措施的落实相辅相成。一方面，我国出台多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采取拓展融资渠道、推出科创板等多种措施，把市场的基金、资本融入到推动我国创新药物的研发中来。另一方面，监管促进创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以及国家药监局的大力推动，不断完善药物监管体系和政策法规；同时，《专利法》的实施与修订、市场准入等也为药物创新护航。我国新药研发与世界的距离不断缩短，龙头企业的努力发展也得到了国际、国内新药研发监管部门的认可。

　　我国医药市场规模已位列世界第二。我国药品的实物产量其实早已居世界第一位，但由于大部分产品是仿制药，其市场价值跟美国仍有较大差距。我国医药领域创新能力快速提升，根据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的咨询报告（图8），2016 年我国位居医药创新第三梯队，对全球医药研发的贡献在1%~5%，具体表现为对“上市前研发”贡献为2.5%，对“上市新药数”的贡献为4.1%，与第一梯队的美国差距悬殊，与第二梯队国家（日本和西欧发达国家）也有明显差距。而到了2018年，我国对全球医药研发的贡献已上升到5%~8%，跨入第二梯队，其中对“上市前研发”贡献上升为7.8%，对“上市新药数”贡献上升为4.6%，与第二梯队国家相比已不逊色。2020 年2 月，我国医药创新在研发管线和上市新药的数量指标上继续上升，位居全球第二梯队前列（图9）。

　　我国新药创制的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企业创新能力增强，逐步成为创新的主体；新型的生物医药公司成为创新药研发的新生力量；创新药市场不断扩大，研发逐渐升级，国内创新药未来整体市场占有率将逐渐提升。可以预见，伴随国际竞争升级，我国创新药市场比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跟发达国家的市场格局相接近。

　　我国药物研究和产业发展正进入创新跨越新阶段。在药物研究领域，我国从以前的跟踪仿制阶段发展到了模仿创新阶段，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我国自主发现的药物作用新靶点、新机制和在此基础上发展的first-in-class 新药仍然较少，产业集中度还不高，仍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随着我国近年来创新药的研发和发展、本土药企药物研发的重心转移，我国正努力走向一个新阶段，即原始创新阶段，来逐步缩小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一方面，无论是重大疾病还是罕见病，我国的疾病防治需求都居世界首位，这对新药创制提出了非常紧迫的要求。同时新药创制的国际竞争激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获批的原始创新药物都付诸阙如，仅在2014 年获批2 个first-in-class 新药，即西达本胺[15] 和甲磺酸阿帕替尼[16]。另一方面，通过对我国医药百强和创新百强进行统计分析，既是制药工业百强又是医药创新百强的企业仅有7家，相当多的企业处于规模大、创新能力弱的情况。2020 年我国进入全球医药研发投入100 强的只有7 家，分别是百济神州、复星国际、中国生物制药、石药集团、上海医药、华润医药和科伦药业，这些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进入世界前100 强，但与2020 年世界医药十强相比，差距仍然十分明显。同时，药品新政的出台既是机遇，也带来了压力和挑战。

　　随着我国医药产业发展，一批企业逐渐建立和增强了自身的科技力量和研究经验，一批生物医药科技创新企业蓬勃发展，它们逐步具备了开展规范化的新药临床前和临床研究的能力。这种状况必然影响和改变我国新药研究的格局。我国的药物创新体系要补短板，克服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要更加重视“ first-in-class”的新药研发，引领方向，抢占先机，更加重视前瞻性、战略性新方法、新技术、新策略的研究。

　　2. 加强基础研究，主动对接科技前沿新突破，开拓新药研究和产业发展新方向

　　基础研究薄弱，缺乏原始创新突破和核心技术，是我国药物研究和医药产业发展长期受制于人的根本原因。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前沿的基础研究，不仅孕育着新药发现的突破口，也不断更新药物研究的理念、创造医药产业的新形式、新业态。新药研究要密切关注基础研究的新趋势和新成就，主动对接科技前沿新突破，才能掌握创新引领的主动权，逐步从模仿创新转变为在一些方向上实现原始创新。

　　基础研究是药物创新原动力。据研究报道，2011 年FDA 批准的新药中，有17 个被认为是突破性的成果。对这些药物所出版的参考文献进行评估，排除了2 个药，确定了与15 个药最密切相关的15 篇基础研究论文，这些论文为新药的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学科交叉、技术集成已经成为当代科技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药学领域，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转化显著加快；药物化学、药理学、信息科学、技术科学等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多学科综合集成的趋势不断增强。多种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将有力促进药物研究高新技术变革。

　　要密切关注国际科技前沿热点，同时也要立足国内实际，充分发挥我国特色优势。生物技术药是国际药物研究的前沿领域和增长热点，发展很快；我国生物技术药物研究和产业化近年来不断取得突破，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我们要紧紧抓住国际生物医药发展的趋势和浪潮，进一步瞄准国际科技前沿，迎头赶上并逐步争取在一些方面有所超越。中药和天然药物研究是我国在药物研究领域具有优势和特色的方向。我们要立足中国实际，充分发扬我国的这一特色优势，在中药、糖类药物和天然药物的研究方面不断取得新的重要成就。

　　自20 世纪70 年代起，全球几乎每年都有新发传染病出现，已确认的40 多种新发传染病病原体中，绝大多数是病毒，高致病性病毒引起的感染具有急性、爆发性、高致死性的特点，主要有：丝状病毒中的埃博拉病毒（EBOV）、黄病毒中的登革病毒（DENV）和寨卡病毒（ZIKV）、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甲型流感病毒、冠状病毒中的SARS 病毒（SARS-CoV）、MERS 病毒（MERS-CoV）和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有效的药物是战胜疫情、消除恐慌、保护人类的终极武器，但针对上述传染病毒目前均尚无特效治疗药物。

　　重大突发传染病仍然是当今非常重大的特殊问题。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并强调：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在“十三五”时期，创新药的发展获得长足进步。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出了一些短板，主要包括：原始创新不足，系列技术、产业链上卡脖子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创新体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策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等。因此，针对这些短板，需要从研究内容、支持重心和方式、政府科技管理部门三个方面提出对于2021~2035 年新药研发的战略布局和总体目标。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这是医疗领域全体医药人的使命和责任担当。新时代医药创新发展的新使命，我国现在正在经历由崛起阶段到跨越阶段的过渡。从居国际新药研发“第二方阵”中比较靠前的位置到在国际领先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实现。要争取到2035 年我国在原创新药领域有突出成就，和美国的差距明显缩小。

　　引用本文：陈凯先.生物医药科技创新前沿、我国发展态势和新阶段的若干思考[J].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21.08（211）：4-17.

　　陈凯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技术副总师，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